□本报评论员 黄普磊 岳建国 赵志疆

　　在一个尊重公民权利的社会中，政府被授权支配公民税收等财富，并被赋予承担社会公平、秩序良好、人人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职责。抛开政府责任谈论对穷人的社会救助，对穷人的救助就永远无法真正落实。

　　政府为什么要救助穷人？

　　天气越来越冷，从贵州毕节冻死的孩子，到那些衣不蔽体瑟瑟发抖的流浪汉，弱者的悲剧一次次撞击我们的良心。谁该为他们的死负责？谁该为贫困负责？这个问题仍有厘清的必要。

　　人之所以成为穷人，并不都是懒惰所致，疾病、意外、灾害等自然或人为的原因都有可能让人成为穷人。

　　政府救助穷人，从伦理上说，是对穷人遵守社会制度、遵守法律的补偿。从利益上，是为了维护富人和社会安全的需要。毫无疑问，当一个人因为贫困无法在社会上活下去的时候，他就会偷盗，会抢劫，甚至会仇恨社会，富人当然就会成为目标，整个社会的治安都要为之付出代价。救助穷人其实就是救助自己。

　　上世纪初的美国，社会救助并不发达，偷盗抢劫报复社会的纵火犯罪严重影响美国治安，富人为了防范贫穷的黑人抢劫自己，纷纷住进安保森严的富人小区，但案件仍然居高不下——富人无法让自己和穷人完全割裂。直到美国政府加大社会救助，致力缩小贫富差距，美国的治安才一步步好转。

　　政府并不会创造财富，但政府可以用税收的钱，把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，从而实现“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”这一目标，这是缩小贫富差距，增加全体人民幸福指数的必由之路。

　　从另外一个角度讲，任何人都无法保证自己一生一帆风顺，自己子孙永享富贵，人人都有可能因为不可预测的遭遇沦为穷人。电影《一九四二》中的老东家，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也会变成穷人。所以，建立穷人的基本救助保障制度，一定意义上也是给自己的未来安全系上保险绳。

　　政府有钱救助穷人吗？

　　我们的媒体热衷于呼吁社会各界捐款援助，热衷于报道忍受贫困、自强不息、不给政府添麻烦的“坚强者”，却鲜见强调政府责任。

　　在一个尊重公民权利的社会中，政府被授权支配公民税收等财富，并被赋予承担社会公平、秩序良好、人人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职责。抛开政府责任谈论对穷人的社会救助，让民间救助成为救助的主角，那就成了“无政府主义”，对穷人的救助就永远无法真正落实。“无政府主义”，对穷人的救助就永远无法真正落实。

　　当然，我们欢迎富人为慈善捐款，但一个个的新闻事件让我们看到，具有不确定性的捐款无法解决普遍的社会救助问题。社会救助必须依靠政府，这也是国际惯例。

　　“那么多穷人都让政府救助，政府哪有那么多的钱？”这是不少人常说的一句话。

　　基于有限救助思想，政府目前对于农村贫困人员的救助仅限于年收入2300元以下的人群，救助一般采用补差法，保障受助者每月平均收入192元。但在很多地方，粮食作物的收入也被计算到了平均收入中。很难想象，在当今社会中，包括吃饭在内人均每月只花192元很难保证正常的生活，更不要说家人生病，孩子上学了。

　　所以，对于街头的乞丐，我们很难辨别真伪，因为确实有无法生活的穷人被迫带着孩子行乞街头。

　　政府真的无力承担救助吗？即便中国13亿人口，即便贫困人数有1.3亿，即使按照每人每年救助5000元计算，所需救助的总费用也不过是6500亿。相比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，占比重仅为6.3%。事实上，采用补差法救助，财政的实际支出更低。

　　一边喊着没钱，一边盖着豪华办公楼，一年三公消费9000亿，数字之下的巨大反差让民众感到难以理解。